《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走向胜利的辉煌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打开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独立自主地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的方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克服了敌后抗战最严重的困难，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努力争取和平民主，坚决进行人民解放战争，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具有历史性转变意义的伟大胜利。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实现了全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成功地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孕育和形成伟大的延安精神；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人才，积累了治党、治政、治军的一整套丰富经验，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学习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对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以“中国革命的圣地”而闻名于世。 

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我们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十三年；是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丰富发展的十三年；是延安精神孕育形成、发扬光大的十三年。深入了解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扭转乾坤、创造辉煌的历史，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真谛，继承和发扬伟大的延安精神，吸收和借鉴延安时期的丰富经验，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辉历程 

（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打开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

 

1.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经过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革命处于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断送的危急关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中央的领导和指挥下，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随后，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坚持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了斗争。在翻越梦笔山、长板山和打鼓山等大雪山，穿越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攻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后，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中共中央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喜讯，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9月27日，中共中央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把党中央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会后，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今吴起县城），在这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由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创建的陕甘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10月、1928年5月相继派唐澍、谢子长、刘志丹、吕佑乾等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些起义虽然先后失败，但在革命转入低潮，反动势力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斗争陷入严重困难时期，陕西党组织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表现了党和人民英勇无畏的气概，打击了敌人，锻炼了干部，为刘志丹、谢子长以后创建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为创建红军和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1年9月，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改为陕北游击支队。11月初，陕北游击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将两支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总指挥。1932年12月，陕甘边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按照中央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指示精神，红二团在刘志丹、王世泰等领导下，创建了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1933年10月，照金苏区陷落后，刘志丹、王泰吉等建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开辟了以甘肃华池县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了1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1932年3月，成立了红军延川游击队。到1934年7月，游击队发展很快，并开辟了大片红色区域。1934年7月8日，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今子长县）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1935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将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开辟了10多个县的苏维埃区域。 

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周家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和武装力量。谢子长牺牲后，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数万军队的“围剿”，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今志丹县）六座县城，使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陕甘根据地。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苏区先期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在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下，于9月17日在延川永坪召开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改组西北军委，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3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红十五军团建立后，立即投入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先后取得了劳山、榆林桥两次战役的胜利。此时，陕甘苏区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参与创建陕甘苏区的领导干部被关押，200多人被错杀。这是贯彻王明“左”倾错误的恶果。党内开展的错误肃反斗争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使陕甘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之中。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很快了解到并及时纠正了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11月初，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在甘泉县同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20日至24日，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个师又一个团。这次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了数1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一年之后，红二、四方面军也胜利完成了长征。毛泽东曾豪迈地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江泽民指出：“伟大的长征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2.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党中央到达陕北前后，中国正处于政治大变动的前夜。一方面，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制造华北事变，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其情景在当时被有人描述为：“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北平的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显示出“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的形势下，国内各阶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一切阶级和政治派别都不能不回答“怎么办”的问题。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发表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报》上，传到国内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5年12月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的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今子长县城），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几天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从苏联回国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为了汇集中华民族的各种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党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等问题，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特别是精辟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深刻地论证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地主买办营垒中的亲英美派联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他强调：“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 

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召开的第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在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有系统地解决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问题。这次会议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不失时机地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使党牢牢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瓦窑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3.推动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实现

瓦窑堡会议后，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进行东征。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下，抗日先锋军于1936年2月20日突破阎锡山部队的黄河防线，在75天连续作战中，转战30多个县，歼敌1.3万多人，扩大红军8000多人。在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重兵阻拦下，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党中央于5月初决定红军撤回陕北，结束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党中央又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西征。1936年6月底，党中央机关从瓦窑堡移驻保安县。红军西征军从5月下旬至7月底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使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向西发展，迎接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大会师，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在领导红军进行东征和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同时，党中央大力开展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围剿”红军。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有着打回东北老家的强烈抗日愿望。为了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将大批在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党和红军领导人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赴洛川同张学良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进行了会谈。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这次重要会谈后，中共中央正式向东北军派驻代表，在西安开展统战工作。 

杨虎城及其率领的第十七路军，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基本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并且有着强烈的抗日热情。为了尽快争取与杨虎城合作抗日，党在争取与张学良联合抗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工作。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代表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经过多次谈判，与杨虎城达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红军代表驻西安开展工作、联合抗日等协议。从此，中国共产党同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做了促进张学良、杨虎城团结合作的工作，派代表同新疆督办盛世才沟通联系，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高桂滋和哥老会的工作，并同回族人民建立了联系。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形成了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这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凌晨，张学良的东北军一部包围了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与此同时，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本来，中国共产党顺应抗日救国的历史要求，在1936年5月5日发表《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后，实际上已开始实行逼蒋抗日的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的公开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2月1日，毛泽东与红军19位高级将领致书蒋介石，希望他“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同时，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已经形成了“西北抗日大联合”。但是，直到1936年12月，蒋介石还是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胁迫张、杨进攻红军，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西安事变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12月13日，党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爱国领袖等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讨伐”张杨之名而发动大规模内战；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鲜血，中国共产党要求将他“交付国人裁判”实属情理之中。但中共中央经过对国内外局势的深入分析后认为，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避免一触即发的内战，形成全国团结抗日的局面。因而，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郑重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终于换来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项承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5.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战而斗争

西安事变发生几天后，驻延安的东北军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于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迁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灯塔。 

早在1935年冬和1936年春，国共两党就通过若干渠道进行了接触和谈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谈判正式开始。1937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发表毛泽东、张闻天等研究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同时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等四项保证，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最大诚意和决心。从1937年2月到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秦邦宪）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多次谈判。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行绝对领导、保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向国民党做出了所能作出的让步，但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使谈判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代表就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进行谈判，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直到此时，蒋介石仍然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也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还企图通过红军改编逼毛泽东和朱德“出洋”，致使这次谈判仍未获得结果。 

平津沦陷后，上海形势紧张。8月上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国民党邀请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由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终于达成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不久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由朱德任书记的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努力和大力推动的结果，它使抗日战争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族革命战争，对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而斗争的同时，中共中央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1937年5月至6月，党在延安先后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在深刻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在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从“干部决定一切”的认识高度，提出了要自觉造就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的任务。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白区工作遭受挫折的惨痛教训，确定了新形势下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必须进行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党中央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开办了培养党的高中级军事干部的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亲自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军事上的经验教训，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实践论》和《矛盾论》，则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精辟的发挥，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篇著作既是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哲学概括，又是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它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对于提高党的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极大的作用。 

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在甘泉县象鼻子湾对随行的部队发表讲话时坚定地说：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和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以一当千，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党中央到达陕北还不到两年时间，在这块革命的“落脚点”上，以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无限忠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最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高潮，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打开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 

（二）制定全面抗战路线，独立自主地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1.召开洛川会议和实行全面抗战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向驻守在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守军进攻，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立刻作出判断并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这个基本政治口号，不仅意识到卢沟桥事变是日军大举进攻中国的开始，而且鲜明地指出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惟一出路，从而紧紧抓住了中国抗战政治领导的旗帜。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对此，毛泽东很快表示欢迎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内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强调只有实行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改革政府机构、争取广泛外援等八项办法，才能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这就把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向全国提了出来。 

中共中央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也加紧进行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为了讨论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制定党领导抗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提议：“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因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体现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订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夺取中国抗战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8月下旬起，改编后的八路军陆续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前线，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9月25日，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接着，八路军3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历时一个多月的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党中央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精心部署八路军在战略统一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指导其实现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这是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党中央就开始酝酿讨论红军作战方针和战略转变问题。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对正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在洛川会议的军事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红军的五项基本任务，强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讨论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尽管会议最后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但由于时间紧迫，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问题，未能充分讨论。参加这次会议的肖劲光回忆道：“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毛泽东担心：如果这样，“红军势必同阎锡山相似，陷入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境遇中”。9月中下旬，毛泽东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前方将领要以最大的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以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前方将领加深了对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局由此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指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他叮嘱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各师按照党中央的精心部署，首先在山西的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个角实施战略展开，1938年4月以后又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和绥远等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新四军以皖南为依托，向苏南、皖中、豫东发展，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余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仅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直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而且迫使日军将原先用于进攻的大量兵力转用于其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稳定全国战局，使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起了重要的作用。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 

2.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

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5月徐州失守，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10个月。这场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民族战争究竟将怎样发展？中国能否取得抗战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重大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也没有人给予系统的令人信服的回答。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有相当大的市场。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就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这种悲观情绪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寄希望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和依赖外力援助迅速结束战争的思想，则是蒋介石集团中“速胜论”观点的集中体现，而《大公报》甚至把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看成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在共产党内，“亡国论”是没有市场的，但一些人过于看重国民党200万正规军的力量，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精神准备。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分析了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后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作持久战，包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事业。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方针。全国抗战爆发后，朱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在1937年8月11日举行的国民政府军委会谈话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就这些看法进行了阐述和说明。在抗战进行了十个月后，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经验作一个总结性阐释，特别是应着重地研究持久战问题。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依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①这是全部问题的根据。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中国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战是持久的；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持久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通过三个阶段，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从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必将 

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其中，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战争转变的枢纽。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了动员民众，就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要调动全军全民的最大积极性以支持战争。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论持久战》中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判断，回答了人们最为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心。1939年8月4日，周恩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转述了一位外国记者对《论持久战》的评论：“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怎样的看法，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一篇文章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3.决定中国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

《论持久战》发表4个月后，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曾在七大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如此高度的评价，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中国抗战需要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给予中国革命深刻的影响并起决定性的作用。对此，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也是十分坚定的。但是，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党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洛川会议结束后，1937年8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国共关系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说：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和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于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纲中指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了很大震动。 

然而，半个月之后，事情就发生了波折。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到延安，贯彻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战的“新政策”。王明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即“十二月会议”）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重点是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抹煞国共两党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反对提出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否认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认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受骗，以为自己错了，作了自我批评。有些人根据王明提出的很多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总结检查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张闻天、刘少奇等则阐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刘少奇先后3次发言，结合华北的情况指出：“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不是破坏统一战线，而是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去进行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要以共产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抗日势力与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坚持敌后的抗战。”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在11日、12日的两次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对王明的一些错误批评，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说：“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的独立自主。他还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对这个发言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说：“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这次会议没有展开对分歧意见的讨论，也未就王明的主张形成决议。尽管王明的错误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由于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而遭到抵制。由于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虽然有着王明的干扰，中共中央长江局总的说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仍贯彻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做了大量统一战线工作和地方党的工作，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并注意发展华中武装力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总结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作出了理论概括，批驳了王明的错误主张。这些工作使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被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并较快地得以纠正。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为代表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支援。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工作与任务》的报告，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共的政策有了较多的了解，表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党中央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说：“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毛泽东于12日至14日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许多同志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报告或发言。会议的最后两天，毛泽东作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线。 

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团结与进步，这是15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 

全会重申了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再一次从多方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并针对王明在发言中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人占领的城市的怀疑，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全会决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用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个问题。 

全会号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以便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全会对王明本人，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予以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 

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4.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是共产党的大事”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这就把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提到党的面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毛泽东比较早地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向全党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瓦窑堡会议把“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确定为党的一项任务，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毛泽东认为培养干部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延安十三年，在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由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创办的各类干部学校30余所。其中，有比较正规的高等学校，也有战时短训班；有党校、军政学校，也有工青妇的干部学校；有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的，也有医药卫生、农业纺织学校。真可谓门类齐全，形式多样，生机勃勃。从1937年初到1938年底，各地青年蜂拥而至，是延安干部学校大发展的阶段。1935年11月，在瓦窑堡恢复了中央党校。1936年6月，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20日，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开始接收各地来的青年学生。1937年9月1日，成立了陕北公学。10月，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创建于泾阳县斗口镇，后迁至云阳镇，1938年1月，又迁至安吴堡，因而又称安吴青年训练班。1938年4月10日，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5月5日，创立了马列学院。1939年，创建了3所学校，有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和工人运动学校。这些学校大多属于短训性质，学习时间少则三月，多则半年出头。青年们一批批进来，学员们一批批出去；开学典礼不断，毕业歌声不绝。延安干部学校的迅速发展，要求党进一步加强领导。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统一制定中央直属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适当调剂各学校的教员、教材和课程，计划招收新生工作，总结各学校和机关干部教育的经验教训，并负责在职干部的学习问题。由于延安人口急剧膨胀，到1938年下半年就出现了吃饭问题；也由于国民党从1939年上半年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来延安的爱国青年人数骤然减少，于是，党中央对延安学校采取了分流向外发展的政策。1938年7月，在陕西旬邑创办了陕公分校，1939年1月，总校也迁往该地。抗大第一、二分校在延安组建，于1939年1月开往华北抗日根据地办学。同年7月，总校也迁往晋察冀根据地，另组第三分校继续在延安办学。1939年7月，以陕北公学和安吴青训班一部另组华北联合大学，前往华北抗日根据地办学。1941年，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组建延安大学；1943年和1944年，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先后并入延安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正规综合性大学。 

办好这些学校，“是共产党的大事”。党中央选调了一批经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学校工作。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刘伯承、罗瑞卿、许光达、滕代远、何长工、徐向前、彭绍辉等先后任校长、副校长和教育长。在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李维汉任副校长、党组书记。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陕北公学任教。毛泽东多次强调搞好教育工作的意义，要同志们安心当好“母鸡”，因为“母鸡”是教育干部的干部。 

毛泽东为抗大制订了教育方针和校训。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陕公的必读教材。中央领导在这些学校任教，担任兼职教师。如在抗大第二期，毛泽东讲授《辩证唯物论》，每星期讲2次，每次4个小时，从1937年5月开始，历时3个月，授课110多小时。朱德讲授党的建设，董必武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授中国问题，博古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在陕北公学，周恩来作过关于大后方抗战形势的报告，董必武作过关于中国法制问题的报告，陈云、李富春作过关于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的报告。张闻天的《论青年的修养》，则被日本人看成是中共“思想游击战”的重要武器。 

每当这些学校举行开学、毕业典礼，毛泽东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会讲话，鼓励学员们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无字之书”的社会学习。毛泽东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 

延安青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迅速成长为合格的抗日干部，多数人从抗日热血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抗大第二期609名外来青年中有427人入党，约占70%。第四期开学时4655名知识青年中有530名党员，毕业时增加到3304人，占71%。陕北公学从创建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6000多名学员中发展新党员3000多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毛泽东高兴地对抗大学员说：现在各处都要我们讲游击战争、民众运动、统一战线，甚至只要到过延安一次的人都拉去。他们相信清凉山、嘉岭山的人有法——辩证法和战法。据1939年11月统计，党政方面的中级干部中，有85%是知识分子。华北地区的大多数干部是在1938年前参加工作的学生。就是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开展了工作，而且搞得很好。在抗大深入华北办学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声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1977年，邓小平对这项工作的深远影响有过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的。”延安是出理论、出路线、出政策的革命圣地，也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出人才的圣地。 

（三）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的方针，克服敌后抗战最严重的困难 

1.三大政治口号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鉴于前一阶段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抗战的不同态度，日本政府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逐渐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日本作战的主攻方向也由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逐渐转向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改变，国民党面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其政策的重点也由对外逐渐转向对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武装磨擦事件，先后形成了三次反共反共高潮，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了新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以或隐或显、时伏时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大敌当前，党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击日本侵略军；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又不能不进行斗争。困难不在于要不要进行这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使抵御内患之争不至于损害抗击外侮之敌，以这种斗争来维护共同抗敌的局面。在1939年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是其抗战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毛泽东指出，防共、限共是国民党的防御口号，溶共、反共则是其准备投降的步骤，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国民党对日中途妥协和分裂国共合作。党的任务就是要逼迫蒋介石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本方针，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帮助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步步上升的严重危机和分清是非的标准。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第一二○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帮助和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大力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游击战争，打败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将华北、华中连接起来，建设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在1938年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华北八路军既进行过像百团大战那样的大规模的战役，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并对推迟日军“南进”时间，支持正面战场作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采取过对敌奇袭、伏击、围歼等作战方式集中歼敌，像1939年11月初，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师部队的配合下，在河北省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成功地进行了伏击围歼战，两战共歼敌1500余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更主要的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以分散游击的方式，在敌后广大地区进行无数次天天进行、处处发生的小战斗，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新四军根据“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展开于南京、上海、武汉、徐州、开封外围，建立了皖东、豫苏皖、皖东北、苏北等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仅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并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从全国抗战开始到194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力量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包括游击区）共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 

2.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和应对皖南事变的胜利

1939年冬至1940年春，中国共产党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打退了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山西和冀南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卫立煌、阎锡山进行谈判，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毛泽东在1940年3月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们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的作用。”为了总结这次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经验，毛泽东在1940年间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重要文件，创造性地确定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几条重要的策略原则：第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第二，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应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第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第四，在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避免再犯1927年的错误。这些重要的策略原则，不仅对当时的工作而且对此后长期的革命斗争都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使党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更加成熟而恰当地处理各种棘手问题，不断取得成功。 

半年后，国民党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制造如此重大的反共事件，除了在华北反共高潮和苏北反新四军磨擦中吃了亏，要急切地进行报复外，国际形势的某些变化也使其有恃无恐。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缔结军事同盟条约，急谋结束中日战争，使日本从中国战场抽身，侵略南太平洋英美等国的殖民地。为此，德国再次出面调停，劝蒋介石对日妥协；日本进一步开展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英美政府也改变了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政策，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以求遏制日本的南进。苏联则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继续给予中国政府以军事和经济援助。国际上三大力量或诱、或拉、或援，使蒋介石感到身价倍增，忘乎所以，好像历史给了他一个“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难得机会。毛泽东剖析蒋介石的心态说：“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目前是蒋介石最得志时候。”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限令驻守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由已有的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故须紧张地应付之。”他在对形势发展的各种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了冷静的分析后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所以应当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对如何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起草了电稿，经过中央反复讨论和与各中央局负责人磋商后，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于11月9日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了何白“皓电”的反共污蔑和无理要求，揭露了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佳电”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共合作的基本立场。但是，国民党当局将中国共产党的顾全大局视为软弱可欺，于1941年1月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出于对蒋介石血腥屠杀的无比愤慨，毛泽东一时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强调了转坏一面，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介石的合作已经完结，提出“我全国政治上和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的方针。刘少奇也曾向中央表示同意这一主张，但他很快改变了想法。1月15日，他致电中央，认为国民党仍继续抗战，“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变与国民党分裂”，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党中央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正确方针，重建新四军军部，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抓住蒋介石1月17日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随着形势的日趋明朗，2月7日，毛泽东在准备发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文件中说：“综合各方情况，截至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间派的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象征。”蒋介石手忙脚乱、进退失据的时候到了。尽管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反共”决议，但蒋介石被迫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毛泽东说，这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最紧张的一段时间，仅相关文电就有300多件。1940年12月14日这一天就发出了11件，创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天发出文电的最高记录。从这些文电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有些认识最初也非完全正确无误，他也有情绪激动、看法不周、思想反复的时候，但他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知错即改，缜密比较，科学概括，最后形成并提出更全面、更为正确的思想观点或重大决策。 

我党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要关起门来打内战的如意算盘，蒋介石除非投降，再要举行“剿共”，发动反共高潮就困难了。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事实，赢得了广大人民、中间派人士的同情、赞许和支持，赢得了世界进步舆论的支持和国际进步力量的关注，国共两党的政治地位正在发生有利于我党的根本变化，这为抗战后期的国、共、美三方会谈奠定了政治基础。第三，表明中共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已经成熟，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应对严峻挑战，驾驭复杂局势，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定性因素和领导力量。 

3.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说明

1939年、1940年之交，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写出这些文章，绝不是偶然的。 

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公开合法的姿态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把人们吸引到自己高举的大旗下来。 

国民党在掀起反共军事磨擦和高潮的同时，开动所有宣传机器，使劲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大肆贩卖反共理论，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蒋介石企图通过抗战坚持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这就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扭曲了的“三民主义”宣传划清界限，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中华民族要建立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政治上成熟的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抗日战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将党关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这面大旗更加鲜明地举起来。毛泽东后来曾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这时系统地提出来的历史背景。 

新民主主义理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了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 

（1）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只有完成前一阶段的革命，才有可能进行后一阶段的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中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2）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在特殊条件下还要联合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孤立并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经济纲领就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容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纲领就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4）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思想体系，一个是社会制度。从社会制度来说，必须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开。但现时的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不能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否则，就不能保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胜利。 

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但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权？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作了全面的论述：“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关于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对敌冲锋陷阵地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的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这是对党18年斗争历程和经验的重要总结，中国革命的这些经验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民主主义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怎样夺取革命胜利和怎样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4.战胜严重困难和开展整风运动

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12月，中国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35个师团（包括关东军），共计138万人，占日本陆军总人数的65%，敌后战场抗击着其中的50%以上。在这两年中，日本侵略军仅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的27次。日本侵略军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1940年的50万减为约40万人，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根据地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没有被盖。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面对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局面，党中央具体分析了存在着的困难和有利方面，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强调在新的残酷斗争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广大根据地军民，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针对日本侵略者对敌后的疯狂进攻，党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全面的对敌斗争。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实行“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协调好各方面的工作。同时，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坚决打击“扫荡”、“清剿”之敌。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武装工作队等等，把日、伪军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1年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及其领导的地方武装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本侵略者，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给予盟国反法西斯战争以很大支持。 

在敌后军民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民族英雄。1941年8月27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采用拷打和屠杀的办法，威逼群众交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许多人被打得死去活来，仍守口如瓶，当场数人被杀。马母见情不忍，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逼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母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最后绝食而死。9月25日，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在敌3500余人进攻时，为了掩护四个县的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的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毙伤敌90余人。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跳崖，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驻辽县的八路军总部遭到敌人合围的紧急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指挥部队突围，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同年冬，日军对鲁中根据地进行“扫荡”，山东军区特务营奉命掩护军区机关和群众突围，先后毙伤敌军600余人。全营最后只剩14名战士，被敌人压缩在对崮山东端，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跳崖殉国。晋察冀边区民兵爆炸英雄李勇领导的游击小组，以步枪结合地雷作战，创造了毙伤日、伪军364名、炸毁汽车25辆的战果。日军“扫荡”冀中深县王家铺子时，群众为掩护子弟兵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日军逼迫被抓的20多人说出八路军藏在哪里，杀一个不说，又杀一个还是不说，连续杀了14名，群众仍然没有吐露一个字。河北省平山县拥军模范戎冠秀，在反“扫荡”战斗中，不避艰险，奋不顾身地安置救护伤员，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这些英雄人物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表现出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 

党中央还采取了各种有力的政策措施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战又不过于加重人民负担，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党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在组织经济活动中，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军队、学校和政府机关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一个创造，对克服生活资料匮乏的困难、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支持长期抗战具有重大意义。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到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年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年降为11.14%，1943年降至不足9%。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干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是党同心同德战胜困难的重要一环，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现实需要，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20多年的历史中，经历过巨大胜利和严重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严重错误，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然而，由于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些错误，党的干部对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把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更迫切地摆到了中共中央面前。同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指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但会议对此并没有形成共识。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向全党明确严肃地提出了打倒主观主义的问题。然而这篇观点鲜明、措辞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解放日报》也只在第三版上发了短短的一则消息。这些情况表明，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整风运动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一个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毛泽东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1941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党的高级干部，要求认真阅读研究。毛泽东说：“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重点检讨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路线问题，分清是非，统一认识，为开展全党整风创造了条件。这样，全党整风的条件就逐渐成熟了。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开始。为了加强领导，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总学习委员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遵义会议前，党的历史说明，能不能在指导思想上坚决反对和纠正主观主义，对党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也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党八股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不清除党八股，不能启发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不能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主观主义就还有藏身之地。毛泽东说：“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5月，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认真的整风学习。 

研究党的历史是高级干部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目的是通过历史比较，分清路线是非，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中央政治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在继续深入批判王明“左”倾错误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是非。在此过程中，还分别召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湘赣、鄂豫皖、闽粤等边区，赣东北、闽西、潮梅、西北等地区，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和华北座谈会等。通过这些会议，使高级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这样，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是在党内外展开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30年代初中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破除了教条主义束缚，分清了路线是非问题，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延安整风运动，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又很紧张。所谓紧张，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整风运动讨论党的历史，势必要牵涉到具体的事和人，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出现了一些过火的倾向，这在1943年九月会议前期和各种座谈会上比较突出。另一个就是审干工作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审查干部，是抗战时期党为保持组织的巩固和队伍的纯洁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布置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为了“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由于对敌情作了夸大的估计，延安的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由秘密转到公开，并且变成群众性运动，特别是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掀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的运动，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轨道。党中央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到1944年初，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得到了妥当处置。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行政学院和其他地方的多次讲话中，都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和道歉，并指出：“‘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但在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却出现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这是很不应该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5.指导陕甘宁边区建设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指导中心、抗战大本营和战略总后方。党中央、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一直寄予厚望。毛泽东说：“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甘宁苏区。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示愿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提出把陕甘宁边区创造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的任务。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毛泽东就把陕甘宁边区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1940年3月初，他在边区党政联席会上明确提出：“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谢觉哉曾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是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研究制定了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并定稿的，代表了抗战时期他对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思想。“五一施政纲领”共21条，更加全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基本路线和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举凡军事政策、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政策、“三三制”原则、人权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政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文化政策、卫生政策、妇女政策、民族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对待外国人政策等，都一一作了明确规定，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蓝图，并对敌后所有解放区建设也有很大帮助。 

边区参议会是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体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1939年、1941年、1944年和1946年召开了三届共四次会议。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不像由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省市参议会那样，由一个党选定的单纯咨询机关，而是经人民普选产生的，包括各党派、各阶级在内的边区全体人民的代表机关和边区最高权力机关。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边区的参议会制，实际上是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保证了边区各抗日阶级、阶层人民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在党中央的指导下，于1939年、1941年和1946年举行过三次。凡居住边区年满18岁的人民，不分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实际投票中，群众创造了投豆豆、画圈圈、燃香在选票上烧眼眼等办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培养“咱们大家来当家”的民主意识。“三三制”（即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是边区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根据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和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194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正式提出“三三制”原则，并在陕甘宁边区部分区县首先试行。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有3名共产党员，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1/3，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毛泽东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正当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时，边区遇到的困难也愈来愈明显，主要反映在财政经济问题上。1941年3月，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用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研究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最初，党内对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任弼时、朱德和高岗等人主张采取积极的发展方针，具体办法主要是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货币。而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些做法会加重人民负担，因此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不赞成增发边币，盐的产运销在政府管理下实行自由贸易。毛泽东写信给谢觉哉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但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他还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政治局委托毛泽东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沟通意见，解决分歧。为了说服林、谢这两位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毛泽东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要核实情况，做出答复，并坦率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基本上统一了几个月来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边区经济建设工作走上了正确的道路。1942年12月，毛泽东为西北局高干会提供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对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作了基本（的）总结，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和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方针和办法。这篇报告同他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贺龙说，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 

粮食问题，是边区经济工作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曾是引起党与群众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征粮；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1940年外援断绝后，只能全部依靠征粮，1941年3月，部分地区就出现了断粮现象。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比前一年9万担增加了一倍多。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了不满情绪。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下暴雨，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说：“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延安人民对我们是“敬鬼神而远之”，“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党中央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正如胡乔木所说：“这是一个转机。陕北人民感到毛主席与人民是联系在一起的。”党中央住在陕甘宁边区，不是像住在旅馆里，的确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在1947年国民党进攻边区时，这种联系是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转战陕北是难以想象的。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就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 

（四）召开七大，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1.准备夺取抗战胜利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的时期，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从1943年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是年夏，人民武装力量已经基本打通了从华北到华中的战略联系，使根据地连成一片。与此同时，日军日陷被动，到1943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被迫基本停止了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敌后战场形势出现了转折。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党深入地思考和提出了准备夺取抗战胜利的问题。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就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他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1944年4月中旬，日军开始实行历时8个月的“一号作战”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党中央当机立断，一方面在华北、华中、华南各个解放区以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另一方面，决定开辟河南、控制中原，发展苏浙皖与浙江沿海，进军湘、赣，用毛泽东的话说，“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了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万。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也发展到91万人，民兵有220万人，19块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1亿，中国共产党成为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开展城市工作是中国抗战发展到1944年客观形势提出的要求。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包围了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在这里难觅其踪。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面前，毛泽东认为，再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并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主任的城市工作委员会，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1944年5月，国共两党再次进行谈判，但举步维艰。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的大溃退，集中暴露了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民怨沸腾，舆论激昂，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这个主张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然而，蒋介石却认为：“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拒绝接受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越来越多的人从这件事情中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国民党失败的种子。 

到1944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惟一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他强调：“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1945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2.七大的筹备和六届七中全会

从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其实，召开七大的动议很早，准备工作也进行过几次。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召开七大，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主要任务。第二次提出召开七大是抗战开始以后。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近期召开七大，初步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宣布成立一个由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七大准备委员会。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要求“立刻进行具体准备”。但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并未工作。第三次是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党的七大“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会议还对代表名额分配、选举办法作了明确的规定。1939年6月和7月，中央书记处两次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但从这时起，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七大筹备工作受到影响。再一次研究召开七大，是1941年3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初步议定五一开会，决定七大议程只要政治（毛泽东）、军事（朱德）、组织（周恩来）三个大报告，并相应作三个决议。会议还审查了代表情况，确定了大会秘书处等会议机构。这是准备工作讨论的较为具体的一次，也有部分代表到延安等候了半年，但不久又决定延期召开。后因部署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而未能举行。又一次讨论召开七大，是在1942年7月17日的书记处会议上。书记处会议向政治局提议在8至9个月内召开七大，并指定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一些负责人来延安参加七大。但是，随后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号召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再次延期。整风进入总结阶段后，1944年5月10日的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各方面的准备，在8月内召开大会；会议还确定了大会各报告的准备委员会，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并于5月20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这样召开七大就实实在在地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始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七中全会的任务，第一是准备七大，第二是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全会讨论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了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政治报告由毛泽东起草、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其他如修改党章报告、军事报告、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党的历史问题报告等，分别成立委员会起草，由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负责。全会后期，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七大的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和党章草案、七大主席团名单草案、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场规则草案等。全会还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1944年9月初，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为起草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主题。毛泽东指出：“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以参加。”实行联合政府的原则，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与会同志对毛泽东起草的政治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吴玉章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可比于列宁的四月提纲，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都成熟了，党外的人都同意我们联合政府的主张，要集中全党精神，团结全党力量来实现党的纲领，迎接新的胜利。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起草工作由任弼时主持，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多次亲笔修改或主持修改，许多高级干部也参加了修改和讨论，还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充分肯定了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历史决议》倾注了毛泽东的极大心血，凝结了全党的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3.七大的召开

1945年4月21日，七大举行预备会议。七大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分中直、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在预备会上，任弼时首先报告了大会筹备的经过。毛泽东阐明了七大的工作方针：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加强团结。预备会议表决通过了六项议案，确定七大的四项议程是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选举中央委员会。 

4月23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发给代表，每人一册。这个书面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历史及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了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前途。其中许多重要思想至今仍很有意义，比如：在关于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问题上，强调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奋斗，而不能空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政策上，强调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统治下，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欢迎外国投资；在党的建设上，深刻论述了三大作风，特别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议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书面报告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判断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以解放农民，继续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允许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经济成分存在，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在大会上就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说：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路线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但就领导思想而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第二，关于政策问题。毛泽东讲了11条，最要紧的有两条。一条是继续解释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书面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经济落后，“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发展国家经济、合作经济的同时，让那些不能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有发展的便利，保障一切正当的财产，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将来的社会主义。在口头报告中，毛泽东又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他这样反复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仅因为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更是因为看到党内害怕资本主义的倾向，会妨碍对新民主主义政策的认识和实施，需要不断地警惕。另一条是准备战略转变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个准备，八大一定要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召开。这样对国内形势发展的估计，既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自信，也表现了高瞻远瞩的伟大预见。第三，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用哲学方法讲了个性与共性的问题，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干部团结问题，提出“讲真话”问题，号召全党多读书，提高马列主义水平。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论述了解放区战场创建、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并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作了详细的阐述。报告指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战争的路线和战略战术，构成了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军事路线，是解放区战场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它来自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总的建军原则。报告提出，今后全国的军事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 

刘少奇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中曾经指出：“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5月14日、15日，他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性质、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点、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报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是“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报告强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出色地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特殊困难的事业，就在于“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报告要求，全党必须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实际工作中遵循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巨大收获，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和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 

从4月26日至5月23日，大会在对三个报告讨论的同时，主要进行大会发言。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除两个外国党代表的发言外，其他发言主要是一个方面或一个地区的工作。过去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特别是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还结合自己的情况作了检讨。许多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错误的同志开展了批评。经过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全党在七大纲领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 

此后，大会进入第二阶段议程。一方面，是对三个报告的讨论作总结。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就是酝酿中央委员会的选举。5月24日，毛泽东代表大会主席团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针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和各代表团讨论的情况，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能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是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中央委员会；三是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而是要把具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集中选出来，产生一个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按照主席团提出的选举方针，经过反复酝酿和预选，6月9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举。10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44人。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几点意见。一是强调了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不能如期召开的话，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二是鉴于王稼祥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特意强调了他的重大功劳，提出“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三是根据东北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特别重要地位，强调有东北地区的人当选才好。毛泽东报告后，大会进行了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结果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当选。 

6月11日，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闭幕，毛泽东的闭幕词高度评价了七大的历史性作用，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在进一步深化中国民主革命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政策，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全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4.贯彻七大精神，迎接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党预想的要快得多。毛泽东在5月31日向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要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要准备集中20到30个旅去打大城市。但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抗战的局势很快急转直下。7月26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一连串接踵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 

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朱德、彭德怀、陈毅等15位同志作了发言。毛泽东发表了两次讲话，强调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提出目前我们的任务有4项：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关于配合作战，他说：这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动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也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关于制止内战，他说：日本侵略者交防务予蒋介石一般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首先是取之于日、伪，扩大地方，扩大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关于集中统一，他说：在干部分配、财政、城市工作、装备分配等方面都要考虑集中统一问题。关于国共谈判，他说：要在国际的基础上准备继续进行。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的垮台而增加。 

会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本侵略军展开全面反攻的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民众在夏季攻势的基础上，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猛烈全面反攻，光复了一大片国土。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者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华民族洗雪了百年耻辱。 

抗日战争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支，各种炮1800余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广大民众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国侵略者都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洪流中纯熟地驾驭局势，始终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明显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把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同抗战初期相比大不相同了。这种影响往下延伸，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五）争取和平建国，坚决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用主动撤离延安换取一个新中国

1.重庆谈判与争取和平建国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将如何发展？8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已有的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同时，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 

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于是，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3次向延安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定大计”。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8月2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的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包括第二天就要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赓等都参加了会议，共50人左右。毛泽东首先发言，第一句话就说：恩来同志先去谈判，我后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他在全面分析抗战结束后的形势时，提出了“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的尖锐问题。他指出：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国民党的摊子没有摆好，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但是，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斗争道路，毛泽东说：七大讲的是长期迂回曲折，现在就要实行了。从局势来看，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其中一种形式可能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其他同志发言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赞同我党必须实行力争和平民主方针。关于毛泽东是否必须亲赴重庆谈判的问题，大家意见不同。多数同志出于安全考虑，认为毛泽东不应轻易出去，还要看一看再作决定。毛泽东最后总结说：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我是否去重庆？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出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来请，我就和他们一起去，这个姿态比较好”会议把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大事基本上决定下来，并对毛泽东赴重庆后由刘少奇代理其职务等重大人事变动作了安排。就在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第二天，毛泽东回电表示准备随时赴渝，商讨和平建国大计。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阐明了我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六项紧急措施。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26日，向中央高级干部宣布了这一决定，并向党内发出通知，说明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与和平局面。对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中共中央提出的对策是：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就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在途中，随行人员问毛泽东：“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当年的随行人员胡乔木解释这个“不了之局”是：“你想要我们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不可能；你想消灭我们，也不可能。你要谈判，我来了；你不要和平，那是你的事……达成协议，照协定办就停战，就和平；不要和平，要打，我也奉陪到底。”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达成协议，历时43天。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直接交换意见，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会面11次；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之间的磋商，共进行了12轮会谈。由于双方所持立场距离很大，谈判时断时续，形势非常复杂微妙，斗争格外艰辛。最后，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努力和斗争下，双方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会谈纪要》内容共12条。主要是：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党派平等合法；“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上而下的普选”。军队改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则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待继续商谈。作为双方斗争焦点的解放区和军队问题被搁置起来，这其实也是一种结果，它使蒋介石想一次解决共产党问题，特别是想取消解放区，实现其“军令政令统一”的意图完全破产了。 

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发生的头等大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昭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最大诚意，为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提供了一次可贵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这次谈判，我们党不仅保卫了八年抗战取得的成果，而且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这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重庆谈判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国共关系并没有因此缓和下来。国民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紧锣密鼓地抢占战略要地，并不断地进攻解放区，双方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谈判也很快陷入僵局。我党坚决执行早在9月19日就已确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击，大约到11月双方在军事上形成僵持状态。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而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38名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会议历时22天，于1月31日闭幕。会议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政协协议虽然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因而，它有利于和平建国，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很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把自己置于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准备严格履行政协协议的，准备在协议的基础上继续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经过长期奋斗，通过政治方式，使中国走上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政协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这份指示，虽然也提醒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人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了中共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名单：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何思敬为宪草审议委员；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对山东、华中、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解放区的裁减兵员问题做出了安排。正如毛泽东2月9日接见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的那样，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 

2.坚决进行自卫战争的伟大决策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履行政协协议，转变革命斗争形式，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建国之时，中国大地出现的和平之光却转瞬即逝。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基础极其狭隘，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蒋介石集团认为，不仅人民民主主义，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国民党当局就指使暴徒制造了一系列反对政协决议、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五项决议，公然推翻了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决议，军事形势也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国内局势全面恶化。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 

国内局势的恶化与国际紧张局势的出现紧密结合在一起。2月9日和3月5日，斯大林、丘吉尔先后发表了后来被看作是东西方“冷战”宣言的演说，更严重的是美苏两国军队在亚洲和欧洲一些地区先后出现了直接对峙、甚至剑拔弩张的局面。一时间，“美苏必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国民党内的主战派寄希望于美苏战争，幻想从中渔利。中国的进步力量和我们党内一些同志也忧心忡忡，因为美苏打起来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苏联领导人则认为，中国如果打内战，苏美可能卷入，中国将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中共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在敌我力量是“飞机加大炮”对“小米加步枪”的悬殊情况下，我们党能否准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趋向，敢不敢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就成为必须首先回答的重大问题。胡乔木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当然，决裂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1946年4月，毛泽东写了一篇《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短文，明确回答了当时人们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美苏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我们要不要同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他指出：战争危险是存在的，但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的危险；美苏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同国民党反动派做坚决的斗争。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8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强调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是，革命人民在战略上、在整体上必须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敢于去夺取胜利。正是基于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对敌人在战略上的藐视，对人民力量的高度信任，对革命正义战争的坚定信念，毛泽东在形势转折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坚决进行自卫战争的伟大决策，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 

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共产党高举“自卫战争”的旗帜，确定了用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期恢复国内和平的方针。这个方针表明，这场战争是国民党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被迫应战，其目的仍然是制止战争，争取和平。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打后我军部署的指示》，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进一步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共中央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策。在军事方面，强调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要“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在政治方面，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原则。在经济方面，强调必须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作持久打算。在上述正确方针的指引下，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中原军区主力突围后不久，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敌5万余人。在淮北、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的战场也都传来了捷报。这些胜利，顿挫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锋芒，取得了主要在内线歼敌的初步经验。在1946年6月下旬至10月的4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占领解放区城市153座，我军收复城市48座，并歼敌30万人。一方得地失人，另一方失地得人。对这样一个军事形势，蒋介石认为，现代作战无城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他以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而毛泽东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10月1日，他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他认为，人民解放军夺取战略上的主动，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全面内战爆发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继续留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进行维护政协协议的斗争，并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使广大人民了解内战发生的真相。在这一阶段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仁至义尽，而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不仅把战火越烧越大，并且在7月3日单方面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接着提出了要求中国共产党屈膝投降的五项条件，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代表团的坚决拒绝。8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实际上宣布他们的“调解”工作已经失败。9月30日，中共代表团致函蒋介石，严正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以后放弃政治解决方针，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方面的再三警告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占领张家口，蒋介石随即于当天下午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这表明国民党关闭了和谈大门，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一年多的和平谈判，率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 

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194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这“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电报中，党中央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并把它同蒋介石“自取灭亡”和“建立民主的中国”联系在一起。11月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指出：为了实现党的和平、民主、统一、独立方针，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毛泽东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我们的方针只能是打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他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达到两党力量平衡。达到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毛泽东指出：“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以“打倒蒋介石”来最终解决国内问题。由“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由“制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到“打倒蒋介石”，这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3.转战陕北和迎接“解放全中国”

为了推进革命形势，使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彭德怀报告军事形势，周恩来报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就迎接中国革命高潮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向全党宣告：“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中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这一次与前几次有所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这次革命高潮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的胜利越大，高潮就来的越快”。不是说我们没有困难，但党和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党中央根据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来了。 

2月1日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延安的形势就越来越紧张。蒋介石决心要把战火烧向延安，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仗是非打不可了。但是，这个仗怎么打？延安还要不要？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延安要保，延安不能丢。道理很简单：延安是红都，是圣地，是党中央、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让胡宗南给占了，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说，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做？一定要撤退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应该说，这种感情和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 

事实上，毛泽东也一方面力争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另一方面又向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放弃延安。早在1946年10月，胡宗南奉命加紧准备攻打延安时，延安即进行了第一次大疏散。毛泽东曾连电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3个旅、杨（勇）苏（振华）纵队3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从山西西渡黄河，“协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1947年初，延安的形势又一次告急。毛泽东布置了外线配合内线作战保卫延安的方案。3月6日，他电令陈赓率5个旅南渡黄河攻占陇海线上的潼洛段，以调动和打击胡宗南的部队。3月8日，电令王震率两个旅从晋绥解放区西渡黄河，参加保卫延安之战。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电令正式组建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6个野战旅共2.6万人。并要求边区部队必须“再抗击十天至两个星期，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的企图。”电令称，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灭敌人之后，即可集中5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也在布置着放弃延安的工作。3月12日凌晨，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先行抵达瓦窑堡。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止播音，由预设在瓦窑堡附近的备用电台接替。毛泽东也开始向军队指挥员和周围的一些人讲述放弃延安的道理：延安不是战略要地，也不是经济中心，蒋介石占领延安，因为可以向全国人民宣布“共产党完蛋了”，但是全国人民也就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祸国殃民，不得人心；延安既然是一座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蒋介石背上了这个包袱，他就输掉了一切；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胡宗南的兵挤在延安城下，不好吃掉，让他的五个指头伸开来，每月吃他一个团，延安还是我们的。算清了这笔账，毛泽东自信地说：“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他还执意要与中央一块行动的斯特朗相约：我们下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是在延安了，也许是在南京、上海，或者是北平吧！ 

3月13日，胡宗南军队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都以延安为目标发起了攻击。我军在富县、临镇一线顽强阻击，边区自卫战争全面展开。18日，胡宗南军队跌跌撞撞地爬到延安城下。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了刚刚从山西赶来的王震，嘱咐彭德怀把房子打扫干净，家具不要破坏，入暮时分才离开王家坪，乘车东驶，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帅旗插在哪里？的确是各方面都十分关心的问题。蒋介石得意地说：中共的首脑部只能随处流窜，任何人都不能和它发生联系，如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力量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四次报道中共中央的行踪，有晋西北、豫北，甚至东北佳木斯市的“立德祥街福天百货店院内”等。其实，毛泽东早就下定了决心，如果延安实在守不住，党中央仍然要留在陕北。3月18日夜，他与同车的王震分手时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3月25日，毛泽东与先期到达子长县王家坪的中央领导会合后，很快做出了中央坚持留在陕北的决定。27日，毛泽东连发数电，告知彭德怀、贺龙等人：“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然而，陕北战争的险恶形势不允许5位书记都留下来，谁留，谁走？毛泽东强调，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理应留下来，而其他人则更多地担心他的安危。会议从子长县王家坪一直开到清涧县的枣林沟，在30日最终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河东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9日，党中央向各战略区发出通知，宣布了枣林沟会议的决定，并号召“必须用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中共中央能否实现坚持陕北的战略意图，关键是能不能粉碎敌人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在撤离延安后45天内，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按照中央军委确定的“蘑菇战术”，于3月25日、4月14日和5月初，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歼灭胡宗南部1.4万人，基本上稳定了陕北战局，为中共中央坚持留在陕北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这时，党中央在王家湾的两孔土窑洞里酝酿着一个新的战略部署。经过与前线指挥员几次磋商后，5月4日，毛泽东连电前方：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刘邓十万大军立即开始休整，6月1日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往来机动，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陈谢主力(四个旅)随时准备西渡黄河，配合彭习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遵照这一计划，5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地区一举围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3万余人。5月21日，西北野战兵团由安塞地区挥师西进，鞭抽二马。6月30日午夜，刘邓大军12万余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开始了。 

党中央在王家湾住了难得安稳的56天后，受到胡宗南军的偷袭，几经辗转，于6月16日住进了距王家湾并不远的小河村，直到8月1日离开。其间，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史称小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毛泽东在分析战争形势时，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5年时间来解决（从1946年7月算起）。会议前后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陈谢纵队的进军方向由西进陕北改为渡河南下，挺进豫西。第二，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略作休息后，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第三，西北野战军改南下关中为独立坚持内线作战，牵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小河会议后，在党中央继续转战北上的途中，毛泽东对华东野战军的作战方向逐步明确：该部一分为二，外线兵团由陈毅、粟裕指挥，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苏实施战略展开；内线兵团由谭震林、许世友指挥，担任牵制山东国民党军之任务。至此，一个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央突破，经略中原的战略部署，就在陕北老乡家的窑洞里形成了。后来，周恩来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按照中央的部署，8月中旬，刘邓大军突然甩开鏖战正酣的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实施战略展开，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彭德怀擂鼓榆林，拽着胡宗南往北跑，在沙家店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主力，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局。8月下旬，陈谢大军强渡黄河，突然出现在陇海线上，东逼洛阳，西叩潼关，接着依托伏牛山实施战略展开，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谭震林、许世友展开胶东保卫战，粉碎了敌人的“九月攻势”，随即转入了内线反攻。9月下旬，陈粟大军分路越过陇海铁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党中央关于战略进攻的一系列构想全部变成了现实。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佳县神泉堡发表宣言，第一次以宣言形式着重地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1月22日，党中央移住米脂县杨家沟，居住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其间，最要紧的事是安排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全面部署党中央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会议从12月7日开始，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3个小组，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讨论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围绕着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从军事、土改、整党、经济、统一战线各个方面阐述了党的政策。25日至28日，举行正式会议。毛泽东仍让大家提意见，他当场回答，非常热烈。由于酝酿充分，大家思想一致，顺利地通过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十二月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党中央集中全力解决新形势下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注意纠正党内的错误偏向，主要是“左”的偏向。在1948年上半年，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5篇。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完全有的。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讲了一句至理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政策问题的解决，保证了党在城市和农村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为夺取全国胜利做了重要的准备。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前往华北。4月22日，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一年前，撤离延安，党中央坚持留在陕北；一年后，延安收复，党中央离开了陕北。这预示着中国革命走出了山沟，预示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 

二、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辉煌功绩 

（一）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在中国革命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党中央到达延安后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和确认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这就为毛泽东淋漓尽致地施展其全部领导才能和智慧提供了舞台，又使他在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在指挥弱小兵力战胜强大敌人的战争中，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中，锤炼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更长的时间。 

（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

党中央来到延安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在延安十三年，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潜心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创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一大批重要著作，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三）成功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

中国共产党是以“列宁的党”为榜样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在中国的条件下究竟怎样建设这个党，则是“列宁的党”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着党的建设上的“唯成份论”，那些“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农村环境中，工人成分占极少数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成为一个“农民党”，而不可能建设成工人阶级先锋队。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在总结建党以来党的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和成功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从严治党，“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全面推进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把自己建设成了“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在世界政党史上是罕见的壮举，更为中国共产党的长久建设开辟了正确道路。 

（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伟大胜利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到达陕北时所率领的部队“只剩下七千人”（毛泽东语），中国革命面对着几乎从零开始的局面，革命事业的胜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从党中央到达陕北到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党以“西北抗日大联合”促成了全国抗日大联合，打开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我们党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不仅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而且始终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维护了全民族抗战的大局，使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并使自己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强大力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解放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团结一致，生气勃勃，仅用一年半时间，就用“小米加步枪”挫败了“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取得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胜利，实现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由统治到被消灭的伟大转折，极大地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进程。1948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陕北后不到一个月，延安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只有13个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刚刚一年半，新中国宣告成立。 

（五）造就了一大批革命的领导人才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我们党把造就“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的领导人才作为“战斗任务”来实施。党中央进驻延安城以前，就创办了红军大学，培养党的军政领导干部。进驻延安城之后，党抓住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延安的难得机遇，以最大努力创办了抗大、陕公、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艺、女大、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等数十所干部院校，培养了一大批各级各类人才。与此同时，在在职干部中开展学习运动，大力克服“本领恐慌”。党还把自己的干部当作“民族的珍宝，全党的荣誉”而倍加爱护，从抗战前线抽调了一批“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中级干部到延安学习。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培养的一代革命领导人才，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六）积累了“局部执政”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首先在局部区域建立根据地，然后夺取全国政权。因而在全国执政之前，已经有较长的“局部执政”历史。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以陕甘宁边区为典范，厉行新民主主义政治，颁布了具有“大法”性质的施政纲领，创造了既有广泛代表性又能强化党的领导地位的“三三制”政权，使一切抗日的人民都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政策，开展空前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大刀阔斧地精兵简政，正确处理了“向人民要东西”与“给人民以东西”的矛盾，使人民群众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以“严”字当头，将法治与德治、治本与治标、监督与自律并重，对共产党员犯法者从重治罪，毫不松懈地进行反腐倡廉斗争，将根据地政府建设成了举世公认的廉洁政府。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锤炼了执政的本领，为执掌全国政权积累了重要经验。 

（七）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和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博大精深，它包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继承和升华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继承和发扬了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延安精神境界崇高，它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延安精神影响深远，它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命运紧密相联，同中国共产党的存亡息息相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基本经验 

（一）坚持党的先进性，“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

党的先进性是党的生命力，也是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创造辉煌功绩的根本动因。 

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党的先进性，就是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1941年6月，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中指出：“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斗争的历史。它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个论断就是对我们党的先进性的深刻揭示。 

坚持党的先进性，在革命根据地就是坚持执政为民，使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执政为民，是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局部执政”与此时国民党的“全国执政”的根本区别。执政为民，归根到底要落实到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上，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具体的物质福利、政治权利和文化享受。在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以经济和教育为中心，实行“公私兼顾”、民营为主等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组织党政军民学进行大生产运动，经过几年奋斗，使陕甘宁边区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成为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使一切抗日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权利，真切地感受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大大提高了“对管理政权的认识与兴味”，更加珍惜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开展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运动，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先进文化，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科学文化教育，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享受到文学艺术熏陶。 

坚持执政为民，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处理好“向人民要东西”与“给人民以东西”的矛盾至关重要。虽然抗战初期，党和各根据地政府都把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保护民力放在施政的突出地位，但就在党中央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也存在机构庞大与经济困难的矛盾。在“鱼大水小”的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没有处理好“向人民要东西”与“给人民以东西”的关系，一度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引发了一些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首先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群众解决“救民私粮”问题，然后用百分之十的精力解决“救国公粮”问题；同时通过“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从而密切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在延安，毛泽东还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仅仅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文化是反映政治和经济的，同时又指导政治和经济，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如果不能建立新式工业，不能发展生产力，不会搞经济和文化，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这些真知灼见揭示了一个道理：在革命任务完成后，我们党“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就要集中地体现在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上。否则，党就会丧失自己的先进性和存在的必要性。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自觉高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旗帜

思想路线向来是党的一条生命线。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之前土地革命战争中遭受的挫折和损失，从根本上说，就是思想路线错误，即思想僵化，迷信外国，一切从本本出发，无视中国具体情况造成的。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但解放思想寓于当时着重强调的实事求是之中，体现在破除教条主义禁锢的整风运动之中，体现在党的全部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之中。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摆脱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与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束缚，一切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最大的实际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形势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开创前人没有走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而又异常复杂的以弱胜强的一系列战略策略问题，成就了前人没有干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宏图伟业。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民主革命时期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党的（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正确地解决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系列战略策略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并运用这个“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但是，究竟怎样才能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答案。这个最根本的课题只能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来解决。由于党在成立后的很长时期内，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这个道理，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领导，险些葬送了革命事业。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坚持“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既用宽阔的眼光观察世界，又对自己的国情进行透彻分析，从而正确地解决了怎样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还必须自觉高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指导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写在党的旗帜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才能成为全党和全体人民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凝聚智慧和力量，统一思想和步调，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胜利前进。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党自觉地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因而“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连续创造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解放战争的辉煌、建国初期的辉煌，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脚踏实地地为完成现阶段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一条定律。但是，如果不能制定和坚定不移地执行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还是不能解救中国。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之前发生过的无视中国社会实际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左”右倾错误，几乎断送了革命事业。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深刻总结“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和研究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牢牢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深刻揭示和遵循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确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坚定不移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这个毛泽东所说的“历史必由之路”。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切共产党人必须首先为现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决不能离开现实任务而空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脚踏实地地为完成现阶段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坚持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路线，实行与此相适应的方针政策，夺取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在抗战胜利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就是坚决进行人民解放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这样做，不但没有离开革命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反而把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相统一，把党的远大理想与现实任务相结合，使革命事业获得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使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建立在了牢固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才能无往而不胜。这是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最宝贵的历史经验。 

（四）建立、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相统一，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主动权

建立、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同盟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如果没有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没有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 

坚持党对农民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所谓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所谓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离开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先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生计问题，从而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形成了坚固的工农联盟，使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 

在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同盟者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统一战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正确认识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当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官僚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有可能站到革命方面来的时候，党就努力争取它们参加统一战线，同他们结成革命的同盟，并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对它们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官僚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又敢于同它们进行坚决斗争，包括坚决进行武装斗争，同时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支持或中立，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成为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坚持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实行策略上的灵活性相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思想观点和政治方向。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无论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中和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过渡中和解放战争爆发之后，任凭时局风云变幻，重大事件接连不断，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原则，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始终坚持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牢牢把握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航船不断驶向胜利的彼岸。实行策略上的灵活性，就是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实行不同的斗争策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党中央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就实行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就采取不同的斗争方针和斗争策略；在形势对我不利与形势对我有利的不同情况下，或敌强我弱与敌弱我强的不同条件下，党中央就制定不同的战略策略，运用不同的斗争手段。一切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灵活的政策策略，使党始终掌握着革命斗争的主动权。 

（五）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着重于“思想建党”而不是“成份建党”，紧紧抓住培养和造就“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党的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要义是：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推进党的建设，在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纲领政策的前提下，以是否同意党的纲领政策和是否愿意为党的主张而奋斗为主要标准，敞开大门大量发展党员队伍；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按照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要求，运用整风方法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和作风上的突出问题，使广大党员真正从思想上入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严明党的纪律，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以德才兼备为标准选拔和使用干部；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培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将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融为一体，全面推进，把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关键，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始终从“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的认识高度，竭尽心力培养和造就“最好的干部”，在创办“有期大学”，培养各级各类领导人才的同时，还发明“无期大学”，推动在职干部的学习教育，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党尤为重视高级干部的培养，延安整风主要是教育高级干部。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培养的整整一代革命的领导英才，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组织基础。这是延安十三年成功实施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决定性之举。 

（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形成和坚持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使革命斗争有了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一切奋斗和牺牲，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而党为人民谋利益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才能形成并得到落实；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进行的一切奋斗，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才能取得胜利。 

坚持群众路线，相信人民群众是思想基础，依靠人民群众为实现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是根本目的，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是基本途径。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不仅从理论上深刻论述了群众路线，而且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光辉典范，把群众路线溶化在了党的全部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时刻生存在人民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组织群众的力量，集中群众的智慧，为群众排忧解难，为革命艰苦奋斗，开创了党群关系的最好时期，使革命斗争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党和人民群众的这种血肉联系，是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之本，是“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的奥秘所在。 

（七）坚持培育和弘扬时代需要的伟大精神，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面对的艰难险阻在常人看来是无法克服的。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来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始终坚持革命的崇高理想，以“以一当十、当百、当千”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坚强信念，大力倡导和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 

在延安，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品格和作风应该是：懂得马列主义，具有政治远见和工作能力，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不怕困难、勇敢向前，不谋私利、胸怀坦白、忠心耿耿地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而奋斗。他先后大力倡导“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精神和“一辈子总是做好事”的吴玉章精神，大力倡导“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的“鲁迅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大力倡导长征精神、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和愚公移山精神。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大张旗鼓地表彰了王震等22位优秀领导干部和一大批劳动英雄。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大力倡导和弘扬这些伟大精神，对于增强党和人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战胜严重困难和强大敌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历史证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就不可能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强大敌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才能克服任何困难，战胜任何强大敌人。 

延安十三年早已成为过去，但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辉煌历史及其建立的千秋功业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创造的历史经验将永远是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培育的伟大精神将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开辟美好未来的强大动力。